“2020年既是‘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编制之年，也是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第20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老龄事业和老龄工作，很有意义”。

　　近日，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新增老年人口将是“十三五”时期的1.5倍，2025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急剧的老龄化大潮席卷而来，随着“60后”逐步加入老年群体，我国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既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

　　吴玉韶在访谈中表示，“十四五”期间“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将会实现。针对“一床难求”和“养老护理人才短缺”的现状，和老人们“活得长”、更想“活得健康”的愿望，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给出了解决方案，并就我国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年来的实践进行了盘点，回答了什么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60后”，新一代

　　《瞭望东方周刊》： “十四五”时期将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据预测，2025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婴儿潮”的高净值人群将逐渐步入老年。这些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深刻改变?

　　吴玉韶：展望“十四五”，不妨先回顾历史。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我国迎来了第二次“婴儿潮”。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1959年我国出生人口是1635万，1960年是1402万，1961年下降到最低，是1200万。紧接着就是“婴儿潮”，1962年是2451万，1963年达到峰值2931万，1964年是2721万。

　　对应60年前的出生率变化，我们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新增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逐年下降的，分别为439万、316万和332万。但是，到2022年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会大幅加快。

　　根据预测，2022年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将突破14%，我国将从人口老龄化社会进入到老龄社会。2022年，我国新增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1000万，2023年达到1408万。估算起来，整个“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增老年人口可达5200万，是“十三五”时期3500万的1.5倍。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这个计算，2023年一年的新增老年人比2019、2020、2021年新增老年人总和还要多。

　　吴玉韶：对，不仅是数量大，这批“60”后将是新一代老年人，他们和“50后”“40后”“30后”大不一样。

　　我曾经在一次论坛上给他们做过画像，“60后”的新一代老年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较强的养老储备。除了养老金以外，他们大多数还有资产和保险。二是有较高的消费意识。以前我们常说老年人没钱、不敢消费，未来很多“60后”不仅有钱，而且有消费的潜力和意愿。第三，他们有过上高品质养老生活的期待，会主动规划，讲究生活品质。第四，不同于上几代老年人，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运用科技与信息化的能力。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以及老年群体结构的变化，对发展老龄事业和产业来讲，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发展老龄产业，最难的一点是内需不足。老年人不愿消费，很多地方养老服务大多靠政府购买服务。所以养老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免费的都行，花钱的都难”。但是“60后”进入老年以后，消费结构将发生变化。他们会主动消费，愿意购买服务。这样的需求将推动老龄产业变革，真正从政府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另一方面，新一代老人们的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会明显提高。上一代老年人有个基本服务就行了，但“60”后新一代老年人要品质，要个性化，要有文化内涵，对老龄产业来讲，如何实现从外延发展、数量增长向内涵发展、高质量增长，也是一个挑战。

　　“家庭养老”需要“组合拳”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期发布报告，称“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5%。这对人口老龄化有怎样的影响?

　　吴玉韶：城镇化对养老的影响很大。社会上有个说法，“孩子越有出息，理论上离你就越远”。因为出生县城的可能希望到地级市，在地级市的想到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的会到北上广一线城市。所以有的老人会说，“子女都是在电话簿里”，老人真要出现问题，给子女打电话求助，其实解决不了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

　　另外，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弱化以及空巢化、少子化，给养老服务增加了新难度。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家庭户均人口为4.41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家庭户均人口就降低到3.10人;预计今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家庭户均人口会进一步降低。

　　《瞭望东方周刊》：未来，老年人养老还能指望家庭吗?

　　吴玉韶：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修改为“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现在我们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也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好像没有提到家庭养老，所以社会上很多人误解了，以为家庭养老过时了，今后养老不要靠家庭了。

　　其实，新名词“居家养老”，包括了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是指传统的家庭养老+现代的社会保障和社区服务。需要强调的是，不能为了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而忽视家庭养老，甚至反过来批评家庭养老过时了，这是错误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时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高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也在转型，方向恰恰是重新认识和强调发挥家庭的作用。

　　所以，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论社会化养老体系如何发达，家庭养老都不会过时，也不可或缺。尤其在精神慰藉和亲情关爱方面，家庭养老的优势是其他养老方式难以替代的。

　　2020年7月29日，民政部发布了一组数据：我国养老机构床位数429.1万张，收住老年人为214.6万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绝大部分老年人是选择居家养老的。2019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了2.54亿，算起来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连1%都不到。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简单回归到过去的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重要的基础，同时还需要社会服务、社区服务和机构养老的补充和支撑。

　　《瞭望东方周刊》：《健康中国行动》提出要“逐步建立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体系”。 “十四五”期间，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政策?

　　吴玉韶：家庭养老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世界性的趋势，但现在只讲家庭养老重要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制定支持家庭养老的政策，使家庭不仅重要，而且成为可能。“十四五”期间，要继续出台支持家庭养老的各项政策措施。

　　比如“照料假”，目前已有福建、四川、山西等十多个省份出台了政策，当老人患病住院期间，用人单位给予子女假期照料陪护，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虽然多地出台了政策，但要落实到位，还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真正使好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比如“家庭养老床位”，江苏南京、广东广州、山东青岛等地正在试点，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激活社区服务，可以让老人在家就能享有专业化的照护服务，真正使家庭床位变为养老床位。

　　再如“喘息服务”，北京正在试点，给长期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成员每月4天的“喘息”时间，由政府购买专业护理人员上门照料，或者把老人接送到机构托养几天。

　　还有对照料父母的子女或者亲属进行护理技能培训的政策，也特别重要，有的地方正在研究试点。

　　需要强调的是，支持家庭养老政策涉及方方面面，是系列政策的组合，需要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需要各地进一步探索试点，才能真正实现“让老年人尽可能长时间在家庭养老”的目标。

　　破解“一床难求”要调结构

　　《瞭望东方周刊》：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确保到2022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个目标节点正好也是在“十四五”时期。

　　吴玉韶：对于广大老年人和做养老的人来说，这是令人很受鼓舞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多人在问，什么叫基本养老服务?

　　事实上，关于基本养老服务，不仅内涵和外延需要明确，标准需要设定，如何保障有效供给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在为老服务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有一些老百姓不太满意的地方，症结就在于“政府当做的”和“市场当做的”没划分清楚。对于老年人来讲，肯定是希望政府做的越多越好，但实际上，养老是一个庞大的民生工程，不仅是事业，也是产业，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都有各自应尽的责任。

　　厘清“基本养老服务”的内涵、外延和标准，对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政府来讲，可以聚焦目标精准施策发挥政策更大效益，对于老年人来讲，可以明确养老预期做好养老储备减轻养老焦虑，对于企业来讲，可以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把养老产业做大。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要根据不同地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针对不同经济收入、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要细分群体，科学设定标准，使基本养老服务既要公平普惠，又要可持续有效率，这是“十四五”期间值得期待的一项重要任务。

　　《瞭望东方周刊》：你前面提到的那组民政部床位数据显示，我们现有的床位有一半空置着，但“一床难求”的现象也很突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玉韶：现在养老床位“一床难求”主要有三类：一个是位于城市城区的养老床位，一个是公办养老机构的床位，还有一个是具备照护功能的养老床位。而空置床位主要在农村敬老院，以及一些只能提供吃、住普通生活功能的养老机构。

　　要解决“高空置率”和“一床难求”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必须调结构。

　　“十二五”时期，国家提出“到2015年，我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因此，这个时期养老机构得到了大力发展。“十三五”时期，国家没有再提数量的要求，而是提了两个结构性的指标：一个是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占比不超过50%，一个是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30%。

　　宏观调控目标的变化，说明我国的养老床位要从数量增长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

　　自2017年以来，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持续开展了四年的养老院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持续调结构、提质量，大力发展具有护理功能的社区嵌入型养老机构，这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养老护理人才：还缺1000万

　　《瞭望东方周刊》：发展到今天，我国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或者说痛点是什么?

　　吴玉韶：我认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或者痛点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居家养老服务的获得感不够强。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是“十三五”的重点，出了很多政策，进行了很多试点，各级政府也投入不少，但离我们的目标，离老年人的要求还有差距。

　　这个差距主要表现在，现在大部分养老服务还是助餐、助洁、维修等专业性不太强的家政类服务。老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专业性强的健康类服务，特别是能够提供上门的专业服务，比如上门打针、上门体检、上门护理、上门康复等。这些专业性服务目前还比较少，即便有，价格也比较高，老年人难以承受。

　　老人们的第二个痛点是缺乏精神关爱。由于家庭小型化日益明显，独居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高龄老人，他们出门很不容易。但现在，能够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类的产品和服务非常少，不仅公共服务少，市场化服务也很少。

　　《瞭望东方周刊》：要解决这两个痛点，都迫切需要相关的专业人才，但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短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了。

　　吴玉韶：养老服务人才短缺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由于我们人口老龄化时间短，养老服务业发展时间短，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短缺问题更为突出。

　　按照每三位失能老人需要一名护理人员的国际标准来计算，我国有44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护理员需求超过1000万，但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我国持证上岗的养老护理员仅30多万，缺口巨大。

　　《瞭望东方周刊》：算起来，仍然有超1000万的人才缺口。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吴玉韶：造成这个缺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养老服务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产业，发展时间短，而养老服务业需要的人才又是多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过程;第二，养老服务业具有特殊性，特别是养老护理员，收入水平不高而又工作时间长、工作难度大，职业吸引力不够强;第三，由于养老服务业的特殊性，目前社会对从事养老服务职业的认可度还不是很高。

　　解决养老服务人才短缺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方面，要从源头抓起，加大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要“真金白银”地投入，这一点特别重要。

　　比如北京市最近就出台了《北京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实施办法》，扶持力度很大：对专职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入职满一年后分三年发放奖励，标准为本科以上6万元，专科(高职)5万元，中职4万元，对一线工作的养老护理员，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

　　同时，为了营造全社会重视养老、支持养老的氛围，要加大宣传力度，比如评选表彰“最美养老护理员”“最美养老院长”等。

　　现在，我们在地方调研看到，很多年轻人进入到养老行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活得长”，更要“活得健康”

　　《瞭望东方周刊》：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2010年的74.83岁，提高到2019年的77.0岁，在“活得长”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但在“活得健康”方面，还有差距。如何才能实现健康老龄化?

　　吴玉韶：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其中，人均预期寿命可以说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经济社会越发达，人均预期寿命越长，人口老龄化率越高。国际上是这样，国内也是如此。

　　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为83.66岁，第二是北京，第三是天津。全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到了77.0岁，对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左右，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但是，现在追求的长寿不仅仅是指个体自然寿命的延长，更是要有质量、有尊严、更健康的长寿。

　　目前，我国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其中又有75%以上老年人患两种以上慢性病。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还存在着患病比例高、患病时间比较早、带病生存长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为促进老年人健康指明了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我国老年人健康素养现在如何?

　　吴玉韶：老年人最关注健康，生活经验也比较丰富，应当是健康素养水平高的群体，但是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全国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平均水平为19.17%，而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水平反而较低，只有国民水平的一半左右。

　　我国老年人健康素养低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老一代老年人受文化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影响，长期以来形成一些不健康不科学的生活习惯，形成了健康误区，比如吃剩菜剩饭；二是近年来信息大爆炸，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选择信息，存在健康知识不系统、不专业、不规范的问题。

　　老年人想健康，但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健康，出现了很多怪现象。比如过度养生保健，早晨起来按摩，白天健身，晚上泡脚，一天到晚都在折腾自己身体。过度减肥吃素、过度依赖保健品，甚至过度运动，最后瘦到皮包骨头。老人们觉得跳广场舞好，都去跳，但是不注意营养，营养不良再加过度运动，那是雪上加霜。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与食品专业委员会专家曾做过专项调查，发现我国50%以上的老人存在营养不良。这个数据是惊人的。过去营养不良是因为贫困，而现在的营养不良是因为“无知”的营养不良。

　　我国心脑血管权威胡大一医生曾指出，健康养生要同时用好五个“处方”：第一是药物处方，第二是运动处方，第三是营养处方，第四是心理处方，第五是戒烟限酒处方。而我国老年人大多只会用药物处方，而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大都不会用。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所谓的“养生专家”，没有相关资质，不负责随口乱讲，背后也有可能“带药”“带货”，对老年人形成了误导。所以，老年人健康教育应该由政府主导，相关专业教育和科研组织共同推动，实现老年健康教育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

　　关于健康素养，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误区，老年人难以区分正常的衰老、功能衰退与疾病，把正常的衰老、功能衰退当病看。其实，正常的衰老、功能衰退需要的是康复和运动。但是老人们分不清，哪儿不舒服都去医院治病，医院也分不清，结果就导致过度用药和过度医疗。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七分之一的老年人不是死于疾病和衰老，而是死于过度用药。我们对这种情况一定要加强宣传，加强教育，引起重视，尤其是城市里面的老年人，要谨防过度用药治疗。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老年人健康，除了提高健康素养，你还在多个场合提到树立治“共病”的新理念。什么是“共病”?

　　吴玉韶：所谓“共病”，也叫多病共存，指“同时具有多种长期且需要复杂和持续治疗的健康问题”。“共病”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所以国际社会提倡老年人要治“共病”。

　　现在，我国正在鼓励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对老年病进行综合诊治。《健康中国行动》提出，到2022年，我国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老年医学科比例要达到50%及以上，到2030年要达到90%及以上。

　　假设一位老年人有5种病，如果去看专科，得挂5个科，但是在老年医学科，可以五六个专家一起为他诊治——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综合诊治，“治关键的病，吃主要的药”，而不是每个病各开几种药，那样很容易导致过度用药过度治疗。

　　在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管理人员通过智能养老机器人“阿铁”查询老人的服药时间，智能养老机器人“阿铁”具有定时提醒老人服药的功能(黄宗治/摄)

　　中国特色，中国方案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年，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加强老龄工作决定20周年，回顾20年历程，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吴玉韶：20年来，我国的老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社会都不知道到现在全社会能够形成基本的共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在老龄法规政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制定到多次修订，20年里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共出台各类涉老政策文件多达数百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老龄政策法规体系。

　　在老年人保障方面，多支柱、全覆盖、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益慈善事业有效衔接，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实现了16年连涨，农民养老金也从无到有逐年增加，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基本照护等需求得到切实保障。

　　在健康养老服务体系方面，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在形成完善。

　　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满足老年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内开辟适宜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增加适合老年人的特色文化服务项目，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老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为老年人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便利。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人关爱活动。

　　在老年人居环境建设方面，包括硬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和软环境的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已经逐步形成氛围。

　　《瞭望东方周刊》：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有哪些中国特色的做法？形成了怎样的中国方案？

　　吴玉韶：我国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举措。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吸取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又立足中国实际，有很多中国特色的做法，形成了中国方案。

　　首先，制度优势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能全国一盘棋，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比如我国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每五年制定一个国家级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也制定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近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这是外国很难做到的。

　　第二个是高质量发展优势。人口老龄化是前进中、发展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发展来解决。 发展是“硬道理”，也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举措，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雄厚的社会财富储备将为应对老龄化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第三个是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家庭养老、孝亲敬老的优良传统，我们始终强调子女有养老责任，无论是法律规定或者民间的约定俗成，都认为是子女有养老的责任，始终强调全社会都要敬老爱老，努力构建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中华传统文化里的集体文化、邻里文化也都推崇互相帮助，抱团取暖，互助养老。

　　第四个是组织体系优势。全国从上到下，各级党委政府都成立了老龄工作委员会，各涉老部门都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能做到老年人的事都有人管、老年人的困难都有人帮。

　　除了政府组织外，还有大量的老年社会组织，他们为政府分忧、为老年人解愁，发挥了独特作用。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基层老年协会，目前全国有55万个，覆盖了80%以上的城乡社区，他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开展老年人思想教育、维护老年人权益、组织老年文化体育活动、帮助高龄失能有病困难老年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政府老龄工作的得力助手。国外老龄组织来跟我们交流时，都很羡慕我国完善高效的老龄工作组织体系。

　　比如上海的睦邻点和各地的互助养老，都是基层老年协会做。最近，我们带国外的老龄组织到地方考察，在广西龙头村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地老年协会置办了一些餐具和桌椅，谁家办红白喜丧都可以来租，通过这种方式既方便了村民，也可以创收，实现可持续发展。老年人这么有创意的做法，得到外国友人们一致称道。

　　其实，这些案例的背后就是中国特色。一大批老年人都愿意不计报酬地志愿服务，他们积极性高，素质强，充满了创新的活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政府积极作为，老年人们凝聚起来自助助人，这就是中国方案，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记者  陈融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