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表达了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无独有偶，法学家江平在养老院的生活也吸引了媒体注意。机构养老，再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目前，中国社会还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养老院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肩负着多重的责任？养老床位，究竟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事业，有没有“钱途”？本报对话多位专家，探析上述问题。

　　一问

　　养老院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记者：钱理群欲入住养老院引发社会关注。现在，逐渐出现了有子女老人也进养老院的趋势。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又有“以居家为基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表述。那么，养老院的责任到底有多重？是非常有限吗？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的老年人服务组织，主要服务对象应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老年人依靠养老机构养老的比重，据测算只有3%—4%，但这些老年人大多是失能、半失能和五保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对他们来说是刚性需求。同时需要指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世界养老的发展趋势，对于健康、低龄老年人来说，居家养老是最佳选择。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家庭养老是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养老模式，文化基础是儒家家族伦理观，人口基础是高生育率和低预期寿命，家庭代际结构为“正三角形”，子代不缺乏照顾长辈的家庭人力资源。现代社会，伴随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延长，家庭代际结构变为“倒三角形”。一个年轻人养几个老人，无论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难以承受的。

　　2010年全国城乡老年人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1%—13%的城乡老年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愿意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为47%。但是，伴随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龄，专业化的机构养老必然会在养老方式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钱理群夫妇选择机构养老，是理性的养老决策。“钱理群现象”给我们传递了强烈的信号：对于生活在空巢状态、部分失能或丧偶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对机构养老存在着共通性、依赖性的刚性需求。

　　养老社会化，是大势所趋。持续的低生育率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需要机构养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机构养老越来越凸显支撑作用，但老人不一定有购买服务的能力，即“刚性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这提醒政府，要高度重视机构养老多模式特别是公建民营福利化养老模式的发展。

　　二问

　　养老院床位缺口存在吗

　　记者：常有“养老院床位缺口”的说法，如某市尚有1.7万张床位缺口。这个缺口，是照套以养老院养老为主的模式算出来的吗？如果确实有缺口，怎么补？

　　吴玉韶：我国养老机构床位发展指标，是根据老年人口比重来确定的，为每千名老年人30张。用老年人比重来确定养老床位指标，具有科学性。但必须指出，我国地区差异很大，各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指标。

　　今后，应重点进行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城区中小型和小微型养老机构，新建城区要把养老机构作为配套设施进行建设，老旧城区要通过新建、租赁、资源整合等举措重点发展养护型养老机构。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机构，应当以养护型为主，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和引导力度，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农村敬老院，要向农村养老护理服务中心转型发展。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家国：“养老院床位缺口”的说法，在我看来是个伪命题。传统的养老院模式，忽略了社会的力量与维度。必须打破“国家—家庭”二元思维，走向“国家—社会—家庭”立体思维。在公立敬老院提供最底线保障之外，让市场主体自由发展、自主选择。公立敬老院的申请入住条件应当更为严格，面向的申请群体应当更倾向于失能老龄人或五保户。

　　民政部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努力为社会资金松绑放行。一旦社会力量涌进养老市场领域，就会在竞争中不断丰富和提高服务水平。国家需要做的，主要是在法治化、市场化大方向下，进行引导监督、依法执法。

　　原新：养老床位缺口的计算，没有问题。但养老床位“剩余”与“不足”为什么会并存呢？这是因为普通百姓需要的价格廉服务好的中低端养老机构供不应求，而高端养老机构和低端养老救助机构供过于求。要想实现居家为基础，必须完善社区依托。社区要能够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实际困难，如医、食、住、行、乐、学、动等方面的帮助和服务。

　　三问

　　政府应该怎样支持养老院

　　记者：老人往往倾向与子女生活、留钱给子女。投资进入养老院的社会资本，会不会犯嘀咕？政府还有没有什么支持办法？养老院毕竟不是家，那有什么办法提升老人的幸福度、刺激产业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姜向群：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为了弥补政府公办养老院的不足，满足快速增长的社会需求，国家先后出台了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领域，例如对民办非营利组织兴办养老院实行减免税费、床位补贴等。但是，目前的政策力度还不够。要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在贷款融资方面需要放宽条件；对企业兴办养老服务业应给予一定的盈利空间。同时，养老院自身也要提升质量，建立老年用户体验和评价机制，不断提高入住老年人的幸福感。

　　王家国：传统“家本位”下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有利于继续强化居家养老这一主流模式。而社会资本投办的养老院作为一种补充，是改善型养老需求者的一个新选择。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善型养老需求同样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社会不差钱，差的是优质养老服务。

　　对社会资本办养老院，政府不宜大包大揽，也不宜过度放任。有许多社会力量，表面上打着养老的旗号，实质上在炒地产。政府参与的最佳途径，是在法规上疏通道路，在财税上合理引导，在物质和精神上奖励先进，依法监督管理这个市场。

　　有一些养老机构，确实在尝试提升老人的幸福度。郑州某养老机构就规定，工作人员遇到老人时必须叫“爷爷”“奶奶”，一切服务都必须亲切，让老人有家的感觉。杭州也有机构，在探索“农家乐”型城乡互动养老模式，通过“政府搭台、民资打造、农户参营”的合股联营模式，发展“农家乐”生态养老村，全盘整合城乡资源。

　　全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副主任李志宏：养老是一个薄利长线的产业。应当看到，养老服务业总体上属于朝阳产业。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为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客户群体。另一方面，老年人正在逐步抛弃“重积蓄，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未来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追求高品质生活，消费意愿也更强。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也是对养老服务市场的利好。因此，投资养老事业的社会资本应抱有信心，具备战略眼光。

　　目前，政府对民间资本办养老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如在税费政策方面，对民办养老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免征营业税。但对一些关键问题，如用地难、融资难、用工难等，还需要创新扶持政策。

　　在提升老年人的用户体验方面，机构养老服务的关键在于“去机构化”。简单讲，就是要尽量淡化机构管理的模式化与机械化，让机构生活更加趋近于一般的社区生活、家庭生活，在服务上彰显人性化。例如，对老人们进行教学、培训，鼓励老人们发挥所长；周末、节假日送老人回家，让子女定期探望老人，双向互动；提供心理护理与治疗、临终关怀等精神层面的服务等。

　　链接

　　“9073”与“9064”

　　上海市政府曾在国内率先提出“9073”的养老服务格局，即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2010年，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提出了“9064”养老服务新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家庭养老，6%的老年人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机构养老。

　　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所属的度假村、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等转型为养老机构，支持民间资本对企业厂房、商业设施及其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改造，用于养老服务。鼓励将政府投资举办的养老机构特别是新建机构，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公开招投标，以承包、联营、合资、合作等方式，交由社会力量来运营，实现运行机制市场化。下一步，要从完善投融资政策、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加强人才保障、满足用地需求等方面，支持民办养老机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