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以来，有部分学者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老龄化不是危机，甚至可能是机遇。比如农村和城镇化专家李铁近日撰文指出，老龄化是社会的进步，既有挑战，但也会产生多方面有利的社会经济效果。而本文作者则持不同观点。在章言该看来，用2001年以来的数据做实证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没有拖累经济增长，甚至有正面推动的观点，忽视了加入WTO等重大事件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有逻辑上的硬伤。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耳熟能详的词了。除近年放开二胎政策后出生率短暂回升外，这几十年里中国人的出生率总体是在不断下降的，加之人均寿命增长，1995年至今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和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在不断上升。

　　从学术上看，中国进入老龄化的时点，要比公众开始对老龄化有明显感受的时间要早得多。

　　对老龄化的学术界定，比较权威的是国际人口学会编著的《人口学词典》。它里面的定义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就可以被称为老龄化社会了。

　　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首次突破7%，达到了7.1%。根据上面的老龄化定义，2001年中国就正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但社会上开始大范围讨论老龄化，是在2010年之后。一方面，是因为2010年至今，中国GDP增速几乎一路走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开始在数据上有直观体现。另一方面，是因为2010年全国职业求人倍率首次突破1，此后一直上升。突破1表示在就业市场上，新增的岗位数比求职的人数多，中国开始出现老龄化之后，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负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一点，包括笔者本人。

　　直观上来理解，老龄化之后意味着整个社会上，能够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口比例降低了。而且随着社会平均年龄的增长，单位劳动的工作效率也会下降。

　　老龄化也会影响一个社会的资本积累速度。平均意义上讲，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他的收入会比开支多，没有花掉的那部分钱，通过存款、买理财、买基金等方式存起来，希望留到以后用。这些不同的投资方式，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储蓄。而退休后的老年人刚好相反，没有通过劳动给社会创造产出，主要是依靠以前的储蓄生活。

　　因此，一个社会里工作的人比例越高，它的储蓄就会越多。储蓄多了以后，这个社会就能有更多的钱用来做投资，比如修路造桥、建设工厂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里，都在搞工农业剪刀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剪刀差，来控制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牺牲他们福利的同时，加快工业资本的积累。

　　一个社会迈入老龄化之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由于他们主要是消耗储蓄，这个社会总储蓄的增量会减少。当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到一定水平后，老年人消耗的储蓄规模，要比在职人员的储蓄还要多，整个社会储蓄就是负的了。这个时候不光没有新的投资，还得消耗之前的投资，用来满足现在的消费需要。

　　在经济学理论里，劳动和资本是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了解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它认为一个社会的总产出，也就是GDP，由技术、劳动和资本这三个要素共同决定。某一种要素越多，在另外两个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的总产出就越多。

　　前面分析了，老龄化在降低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效率的同时，还会减少储蓄、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因此，逻辑推演的结果是，老龄化对社会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

　　这些观点也获得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比如，齐红倩等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中，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1-2005年的数据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及显著的门槛特征，其对经济的正向效应随时间变化先下降后上升。

　　但是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类似研究发现，它们有着技术上和逻辑上的缺陷。

　　不同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跟实证方法不同有很大关系。这属于技术上的缺陷，因为很难有让大家公认并运用的计量模型方法。

　　一个技术缺陷是指标的选择不同。比如经济增长率，有的用人均GDP增长率，有的用地区GDP增长率。再比如在生产函数中资本这一投入要素的选择上，一些研究只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而有的研究把人力资本也考虑进去，因为劳动力不光有数量还有质量，教育程度提高能够增加每个人的产出。

　　不同的指标选择，有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举个例子，有的观点认为老龄化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放缓，就认为老龄化不会导致经济放缓。但实际上经济增速没有放缓，可能是因为剩下的那些在职人员，他们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工作效率提升了，抵消了老龄化的负面影响。此时，模型有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结果很可能会截然相反。

　　用数据来解释便于理解。假设人均产出增速从4%提高到5%，其中老龄化导致的人均产出增速从3%减到了2%，人力资本提高所贡献的人均产出增速，从1%提高到3%。

　　如果没有将人力资本考虑进去，就会因为单位人均产出还在增加，从4%提高到5%，而认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影响。如果考虑进去了，就能发现人均产出增加，都是由人力资本积累贡献的，即主要得益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剔除人力资本的影响后，人均产出增速3%降到2%，老龄化的影响是负面的。

　　另一个技术缺陷是模型的选择不同。有些用比较简单的面板回归模型，有的用相对比较复杂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还有很多其它计量模型，纷繁不一。不同模型的假设前提不一，数据处理方法也不同，即使原始数据都是一样的，用不同模型做的实证分析结果，也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相比于技术上的缺陷，逻辑缺陷问题的解释更直观。大家都知道，经济产出是由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的，人口和劳动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总产出的拖累，很可能被其它因素的正面推动给抵消了。

　　由于中国是2001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大部分实证研究使用2001年开始的数据，来研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假定其它因素不变，但实际上2001年以来，有很多重大事件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

　　以2001年加入WTO为例，它至少从以下几个渠道，让中国经济加速腾飞。

　　一是打开国际市场后，中国的出口加快，尤其是工业品。很多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而工业部门的人均产出，是要比农业部门高不少的。这就是常说的对外开放释放人口红利，它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初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总产出的负面拖累。

　　二是出口高增长后，出口企业赚到钱了，面对海外对中国制造的庞大需求，它们有动力新建厂房和技术改造等来扩大产能。地方政府为追逐GDP，也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而基建是有正外部性的，能够方便企业更好连接上下游企业和终端市场。这些都是生产函数里的资本，对经济也会有正面推动。

　　三是融入全球市场后，中国的创新步伐加快。市场规模越大，能够让单位产品所需的创新成本被摊薄得越低，企业也更有动力通过科技创新来抢占市场份额。中国加入WTO之后，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研究显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复杂性指数，中国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2018年的第18名。

　　劳动产出率、资本积累和创新步伐，三者共同作用下，很容易对冲掉人口老龄化初期，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拖累。

　　假定其它条件不变，使用2001年开始的数据做实证分析，这些研究有很明显的不符合实际的逻辑错误。因而基于此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什么说服力。

　　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效果远不及预期，上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2020年已逐步到了退休年龄，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都让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

　　都到这一步了，还在通过有技术和逻辑缺陷的实证研究结果，来宣扬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甚至有正面影响的观点，可以休矣。从模型中脱离出来，回归常识，积极应对，是现在更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