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振华

 

我有过三年多当纺织工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流逝，三年，在人生中的比例简直是微乎其微了，但曾经是郑州国棉四厂细纱车间一名挡车工的这份真实，却在我的记忆中沉淀下来，时不时地跑出来闪亮一下，活泼一下。

 

当然，我在那个阶段写的有关纺织的诗也会不时地给个提醒。那应该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我不敢说是幸福的或是痛苦的或是多彩的）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它们。

 

那是一位少女走出校门的第一个清晨，在她的手心里，捧着一个那么年轻美丽的理想和憧憬。纺织厂的车间，是她向往已久的窗外世界吗？是能张开她的手掌，将中间的珍藏放飞吗?

 

那真的是个未知，心在忐忑。

 

没有哪怕一次的轰轰烈烈，只是一些普通而平凡的人和事，在脑海里就那么一丝丝一划划地刻下了它们的痕迹，于是这三年才成了一个不能遗忘的角落，在记忆中枝繁叶茂。

 

那个时代，工农兵学商都当过的人不在少数。比起他们经历的丰富体会的丰富生活的丰富，我只能是望尘莫及了。没有下过乡，有时会让我感到有些缺憾，毕竟那里真的是个广阔的天地，虽然好多知青作品告诉我那里有多少凄凉的故事。只是觉得人生的影像带上缺了一段，怎么也不够完整。但生活绝不会因为我的抱憾而重来一遍。

 

我到工厂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

 

我和我的同学们（几十个开封师范学院英语预科的学生），本来是应该升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却因为大学停招而被搁浅了。当年初高中老三届的学生一锅端全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为工厂补充生力军的任务便责无旁贷落到了中专或相当于中专生的我们身上了。

 

记得当时分到郑州国棉四厂的学生有粮食学校的、外贸学校的、纺校的、商校的，甚至还有戏校的。

 

奶奶听说我被分到纱厂，一个劲地叹气，她老人家可是把我们家上大学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的。她的同事们便劝她，说是总比下乡强吧，奶奶才有些释然。

 

进厂的第一天，我们一群学生娃在师傅的带领下，在操作工人们诧异审视的目光下将全厂走了个遍。现代化纺织厂的规模及产能，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娃看了个目瞪口呆。

 

师傅问我们：在家纺过线吗？持肯定回答的不过四五个人。师傅便满面是得意的笑： “你们看老太太纺棉花，一个穗子要纺好半天，还粗细不均。可你们看我们的细纱车间一台机车上装四百个锭子，一发动，四百个锭子同时转，两个小时不到就收获了四百个胖乎乎的大纱穗，且纺出来的线均匀有弹性……”啊，我们一个个张大了嘴顾不上合上，满眼全是惊奇钦佩和自豪。见挡车工戴着白色的工作帽罩着白色的小围腰轻松地拿个小毛刷走巡回，真是羡慕死了。想到自已已经是这里的一员，内心便充满了自豪感。那时候没有手机能拍照，否则……

 

我被分配到了细纱车间，据说细纱车间是纺织厂的贵族车间。不说好多劳模都是细纱车间的：郝建秀、吴桂贤、盛婉……只它那干净的地面、锃亮的机台、如春的温度、挡车的轻盈，都让其他车间望尘莫及。而且它噪音比布机车间小、花尘比前纺车间少、技术要求比准备车间高、灵活性比整理车间多……反正分到细纱的人被人说是运气好。

 

以为一进车间就可以和老工人一样走巡回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啊！分配后的头一个星期是跟着小老师学卡线头。小老师是车间对那些技术好培养新人的师傅的尊称，“小”可能是为了和学校的老师有区别吧，并不是师傅的年龄小。

于是，每天一上班，我们就每人一个纱穗子，拿在手里就这么一直卡。卡线头是接线头的第一步，只有能很熟练地卡线头了，才能到机台边练接头。

 

接头是细纱挡车工的基本功。操作要领是先将飞快旋转的纱穗子拔下来，然后卡线头然后对准像流水一样细细的飞快流动的粗纱棉，将线头插入，接头工作便算完成。一开始，面对高速旋转的纱锭子，怎么也不敢伸手。师傅反复做示范后，才开始尝试。这纱锭子就是欺负人，你越是怕它，它越是猖狂，多次被它擦伤了手。吃的亏多了，便知道拔纱穗不能犹豫，要稳准狠：抓稳、拿准、握紧，别看纱锭转的快，只要你的手紧紧抓住它，它便动弹不得，乖乖听话。

 

魔术里徒手抓旋转的电风扇页，也是同样的道理。总之，接头是个技术活，学会还算容易吧，但真正成为接头的好手，可不容易，这也看人的悟性了。有些人干了一辈子，不见得就能接出高质量的头，有的人学习几天，却能掌握得非常好。因为接头的质量直接影响布的质量，所以马虎不得。我们那时是谁先达标谁先上车。年轻人争强好胜，谁都想先出师。等一上车才知道，在车下学习是最轻松的。学习时自由不用挡车，没有压力，也不太累，坐那儿练卡线头就是了。虽然右手的食指练得裂了个大口子（这个位置是不能贴胶布的，贴了，线头会粘在上边的），很疼。

 

我们一干人马是争着抢着都出师挡车了，成了一名真正的挡车工。一开始也不是单独挡车，而是一人跟一个老师一起挡车。一个熟练工要挡两台半车，一千个纱锭。一千个纱锭不能断头，断了要马上接上，否则，棉花就会被吸管吸走，断头多了，吸管吸不过来，便会形成“开花”现象，车台上一片白花花的，离老远就能看到，很丢人的。所以，工人们一刻也不能慢下自己的脚步，要不停地巡回。说是一个纺织工一天要走六十里的巡回路呢（据说有人统计过，不知是否准确）！

 

车间里的温度是恒温，四季如春，总是摄氏25度。湿度也有严格要求。厂里有专门的空调车间负责全厂的温湿度调节。棉纱对温湿度的要求都很高。温湿度稍有变化，直接影响到棉纱的质量，而且生活也会变得很不好做（厂里的老工人都是从南方支援新厂过来的，这是她们对工作不好做的说法）。

 

尽管是恒温，忙起来照样是汗湿衣襟。好多次我的衬衣全湿透了，只有衣服边是干的，自己竟毫无感觉。

很快，我们都独立挡车了。和老工人一样：两台半车，一千个纱锭。

 

四厂的细纱车间很大，前边十几排纺的是经纱，后边几排是纬纱。当时的纱支分为18支、24支、36支和42支。现在常常看到有更细的纱支，60甚至100的，那时没有。专门有一两台车纺16支纱，用来织打包布。

 

每排车就是一个工作小组，有落纱和挡车两个工种。挡车工其实就是纺纱工；落纱，就是将纺满了的纱管像拔萝卜一样拔下，换上空纱管。每个工种五六个人吧。摇车长就是组长，是小组的核心，也是指挥员，协调纺和落的各个程序大机器生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闲人。挡车工上个厕所，都要落纱工来替。挡车工除了接线头，换粗纱，还要做机台上的清洁；落纱工除了落纱外，车下车顶的清洁归她们做，分工非常明确，而且时时有组长检查、工长检查。那时一句流行的话是“重工不重，轻工不轻”主要就是说纺织厂的。因为都是女工，且每个人的劳动量是经过科学测定的，所以谁也帮不了谁。

 

上班初始是新奇，时间久了难免单调。挡车工于是便盼压电和平车。压电是电力不足时关掉一些机台，挡车工可以趁机休息一会儿；平车是机台大修，要一两天的时间，如果运气好，不让你去替孕妇和轻病号看车的话，就可以清闲一下子了。按时上班自不可免，能让你较自由地去干你熟悉的活儿就是享受了。有时这个组压电那个组没压电，女工们便会开玩笑：“你们组的人嫁到电厂了吧！”

 

因为都是女人，怀孕的、喂奶的女工自然是免不了的，加上轻病号（达不到开病假条的标准，但也真有病）都需要照顾，车间里永远是缺人的状态。那时候的人轻易不请假，首先要考虑扣工资的问题，另外，卫生所的病假条非常难开。据说，如果哪个医生病假条开多了，车间马上有人会找过来，这个医生就会受到批评。都是一个厂的，自然以生产为重。

 

车间里男工极少，工作也只是摆管、扛粗纱和修机三个工种。当大车间的修机工，是男工们日盼夜想的美差。摆管是将空纱管整齐地摆在一个能挂在机台上的铁盒子里，方便落纱工取用。顺便说一句，好的落纱工两只手配合地天衣无缝，一只手拔纱穗，一只手放空管，速度快极了，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好的摆管工也是一样，横七竖八的空管，一经他的手，立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管盒里。手慢的摆管工会一直处在工作状态，手快的还能有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这就是差距。扛粗纱就简单了，是个力气活，将前纺车间放好的粗纱用车推来，再扛着放到纺织机的车顶，要码整齐，掉下来砸着人可不得了，一只粗纱四五斤重呢。听说，我们一起进厂的男工们（就是这些摆管工和扛粗纱的），后来陆续离开了厂子，各干出一番事业来。有省里的领导，有大学的党委书记，有高工，有老总，真正留在车间的极少。

我所在的一组当时纺的是24支纱，属于中粗。纱支越细，对棉花的要求就越高。我们组每两个小时落一次纱，也就是说，一个班一个人能纺四千只纱穗，这些纱穗大概够老式纺车纺十几年的了。

 

那时我们的上班时间很怪，既不是整点也不是半点，而是早班6:40——2：40；中班2：40——10:40，夜班10:40——6:40。当时很奇怪为什么不像有些厂以早8点为起始呢，反正都是八小时工作制。许久后才听人说，这其实是纱厂省钱的一个法子。因为按劳动法规定，工作只要到午夜12点，就应该给工人发夜班费。如果从八点起始，要给两个班的工人发夜班费，而这样安排，只需给一个班的工人发夜班费就行了。当时的夜班费是每人每晚两大毛。不知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抑或因为都是女工，午夜下班诸多安全隐患也未可知。

 

1968年进厂的新工，除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中专生外，还有老三届被各种理由照顾留城的学生。中专毕业生的工资是有明文规定的，所以我们进厂拿的工资是30.5元，（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的工资是46元）那些初高中生每月的工资第一年是21元，第二年是23元，第三年是29元。

 

上夜班，十二点以前的时间很好过，凌晨三四点最难熬，那可真是又困又累。一俟看到车间大玻璃窗透过来的曙光，心情立马就轻快了许多，脚步也不再粘人了。看来希望确实会带给人巨大的动力啊。

 

上完夜班上中班，上完中班上早班。一周轮换一次，没有星期天。如果正常上班，从夜班倒中班是会有两天半的休息时间。外地的工人可利用这个时间回家探亲。但也只限近途， 比方郑州到开封。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一周三班上过二十一个班，叫紧倒班。头天晚上下中班，第二天早上接着上早班；真的是连轴转，连工长都说，这也只能上一两个星期，时间久了，谁都受不了。要知道，纺织女工八小时的班，除了吃饭的半个小时，其他时间一直在跑路啊！幸亏那时年龄小，一人吃饱全家不饥。有家有口的老工人比我们更辛苦是显而易见的。她们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只有挤自己的睡眠时间了，所以见到老工人能在落纱的间隙（半分多钟）站着睡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逢年过节，厂子里都有文艺会演，各车间便都抽出人来排节目。可能因为我当时在车间算是个秀才吧，此时便会被抽出几天来搞搞创作，例如诗朗诵，小话剧什么的，或者是填个歌词。谁都知道搞创作是件挺辛苦的事，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说，就算是休假了，如果赶上自己轮班上夜班，那更是件美差了。

 

所以，我便非常卖力地创作，让我们车间的节目总能得奖。可我不知道的是，我丢下的机台总还是要派人去挡车，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多了，给组里和车间里带来麻烦是难免的，所以在车间受重视，在组里不见得组长就待见。回过头来看看，便也觉得很正常，当时受的那些窝囊气，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有人说，因为看得透，所以不争；因为想得开，所以不斗。

上中班是最开心的，下午才上班，整个上午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可以处理一下内务。真正可以出门逛街找同学玩，是下早班。两点多下班，洗澡换衣服，一切收拾停当也就是四点多钟，尽可以出去玩了疯了。

 

分配到郑州工作那年，我十九岁。虽然不是第一次到郑州，但走亲戚旅游和在此处工作是两个概念两种心情。记得我们到郑州那天是1968年的12月28日。到元旦放假仅只有三天时间，可我却感到像是过了整整一年。这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魔力吧。所以，那时最盼望的就是回家了。

 

因为开封离郑州太近了吧，只有70公里，属于一天之内可以来回的地方，因此便没有探亲假，想要回家，只能趁下大夜班的时间。就是下夜班算一天，第二天休息一天，第三天的下午2:40上中班，这中间便有两天半的时间了，回一趟家是没有问题了。于是在郑州在纺织厂的机械单调的生活中便有了想头，有了盼望。虽然一个月才能有一次下大夜班的机会。

 

郑州到开封，当时的火车票价是1.4元，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也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30.5元。除了自己用，每个月还要给下乡插队的弟弟寄五元钱（不但是我，那时很多的青工都要贴补家用的）。回一趟家，来回就要用去近三元，如果再想给家里人稍点礼物的话，这一趟下来就是五六元钱。本来就不是很强的经济实力，哪里敢经常这样花啊！所以尽管很想家，常常也是一两个月才回家一趟。

 

其时回到家也有许多问题。下了夜班一分钟也不休息（因为回家的兴奋，也不觉得瞌睡）买火车票、打公交、到郑州火车站、进站、出站，折腾了三四个小时，回到家了，家里空无一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于是就帮助买菜做饭，到晚上和父母妹妹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很愉快也很累。第二天吃过中午饭，就要打点回郑州的事了。在家多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回郑州也行，但太紧张，生怕火车误点或者两边坐公交车不顺，耽误了下午接班。那时候的人纪律性强得很啊。即使自己想在家多待点儿时间，父母也不允许，他们也要为我紧张啊。所以，回家的概念也只是在家吃一顿饭和睡一个觉而已。即使如此，还是那样地盼望着盼望着……上班离开家以后，更觉得母爱的亲切温暖和不可替代。所以，每次离开家时，心里便有许多不舍。母亲是位心胸开阔的女人，从没有哭哭啼啼的时候。但她尽力让我多带些吃的用的回去的举动，还是让我黯然心伤“带些肥皂吧，矛盾肥皂好用”“再炒些花生带着吧，挺轻……”

 

有一次回家，可够惊险的，让我至今难忘。下夜班那天，一位老乡说有一辆大卡车回开封，可以顺便捎带我们几个人一起回去，这是好事啊，既省钱又省事，大家便很高兴的上了车。现在我也想不通，那辆大卡车为什么不走公路而要走黄河大堤。没想到有一段大堤封路不让走，没办法，只好绕。但没绕过去，没办法，只好在黄河大堤上待了一个晚上。又饿又冷，苦不堪言。第二天早上回到开封的家，倒头便睡，吃了中饭就开始往回赶，那种紧张，让人透不过气来。以后再也不敢坐这样不靠谱的车了。一块四毛钱也不是好省的。

 

1972年我调到厂子弟中学当老师，回家便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有寒暑假，和家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自然多了许多，这是我当老师最欣慰的一个原因了。

 

1968——1972，应该是不到四年，我当工人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回首这段生活，也有辛苦、也有欢乐，有些东西，就看人怎么去看去想。比如走巡回很单调，但放开想象，它确实连着五湖四海；机器的轰鸣很吵，你说它是噪音自然可以，但如果你觉得是一首首的歌岂不更妙。当纺织工很苦，但说起纺织姑娘，眼前展现的是一群那么美丽活泼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女孩子……在这几年里，许多关于纺织工人的诗从我心底流出：《落纱姑娘》、《零点，纺织路》、《纺织新工》、《擂起欢乐的锣鼓》……

 

我感谢生命中有这么一段生活的历练。我要调到学校时，一位文化馆的老师很为我遗憾，说离开了生产第一线，诗歌的源泉可能会枯竭，因为少了许多鲜活的素材。我当时也有些担心。几十年过去了，诗依然在写，只是关于纺织的诗写的少了。自认为纺织情怀还在，工人的豪气还在。原来站在纱海里，“不识庐山真面目”，现在跳出来站在山崖上，看“乱石裂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伟壮阔，是一个有意义的回望也是眺望。于是这段不长也不短的工人经历便更加鲜明丰富生动深刻，可喜的是，我的纺织诗也有了一个飞跃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