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金腾

 

水、旱、蝗、汤肆虐河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郑州人民多灾多难的岁月。1938年6月蒋介石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郑州城以东大片土地成了黄泛区，不知有多少个村庄从此消失。洪水虽然暂时将日寇阻挡在开封，但是，从安阳和开封起飞的日本轰炸机，还来不及拉警报就飞临郑州的上空，轮番轰炸。特别是1938年正月十五和农历八月十五的大轰炸，郑州火车站或县政府一带，不知炸塌了多少房屋，炸死了多少人。1941年郑州第一次沦陷，虽然很快收复，又遭遇了1942年河南大旱灾，不知又饿死了多少人。

 

我出生于1938年2月，记事早，路边饿死的老人，在街头抢到馍的人，边跑边吃边往馒头上吐口水的情景，我还有点记忆。

 

1942年后，郑州地区发生了两次蝗虫灾害，我还有些记忆。有天中午正在家里吃饭，外边有人喊“蚂蚱来了”（郑州人将蝗虫叫蚂蚱），我赶紧出门看，只见飞蝗铺天盖地，就像一团浓云在空中游动，遮住了太阳光，大地顿时黯然。地上到处都是蝗虫。

 

第二天我跟随大人们去乡下看灾情，乡亲们说，成群的蚂蚱落到田里，只听到蝗虫哗哗如雨的啮食声，不一会就把已经长高的玉蜀黍和高粱吃得精光，只剩下光秃秃的玉米杆、高粱杆。农民在田头挖沟，驱赶掩埋蝗虫，怎奈蝗虫太多，埋不胜埋。有放鞭炮的，有敲击铜锣的，有挥起大扫帚、衣物驱赶蝗虫的，也有焚香祈祷的，都无济于事，当年庄稼颗粒无收。

 

抗战时期，国民党汤恩伯的军队驻扎河南，汤军腐败，搜刮民脂民膏。那时的郑州人不仅受两次沦陷之苦，同时又受水灾、旱灾、蝗（虫）灾和汤军骚扰之苦，民不聊生，饿殍遍地，惨不忍赌。

 

日伪军也怕“长河拳”

 

郑州西郊大里村的金长河先生出生于1903年，自幼习武。早年拜荥阳汜水清朝武术名家苌乐臣为师，后投少林寺觉林师傅习武，曾赴焦作陈家沟拜陈照丕先生门下，还跟着丛凡林师傅学过杨式太极拳。后来，他将各家武学融会贯通，在勤学苦练的基础上，自成一家。1952年，金长河参加河南省拳术比赛，名列全省第三名。金长河自创的拳法被陈照丕、丛凡林等武界前辈命名为“长河拳”。

 

长河拳是搏击护身拳法，交手要领是：上插咽喉，下撩阴，出手制胜。拳师金长河带徒众多，分文不取，严格训练，从师者如云，名扬黄河南北。

 

金长河还精于针灸、刮痧、拔罐，善治创伤、刀伤、烧伤，曾常年在登封山区治病救人。金长河乐善好施，免费诊疗，在登封享有盛誉。当地百姓给他修建了一所房子和一座小庙，以此挽留金长河，一时传为佳话。

 

1944年郑州沦陷时期，某天晚上，日本兵从水牛张方向开过来。大里村的老百姓闻讯，纷纷逃出村庄，躲进麦田。日本人找不到村民，恼羞成怒，就把家具、门板搬到大街上砸烂，点火烧烤抢来的鸡鸭，一直闹腾到天亮才走。

 

当时石佛镇上住有日伪军，经常到各村强征粮草，烧杀奸淫，闹得人心惶惶。金长河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与武界弟兄几十个人密谋，准备与之对抗。日伪军闻讯后，再也不敢骚扰大里村。

 

抗战胜利

 

听母亲说，1938年2月为躲避日军轰炸，我们全家逃往乡下，我是乡下逃难时出生的。当时我母亲体弱多病，没有一点乳汁，我是靠小米糊或偶尔寻求点别人家孩子吃不完的奶，才保住了小命。那时我营养严重缺乏，饿得皮包骨头，脑袋大、脖子长、腿细，活像个“小鬼”，我一直长到了一岁半身体才慢慢好起来。

 

1942年，河南又遭遇大旱灾。听老人讲，那时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我的幼年就是在战乱饥和荒中度过的，母亲常说我是捡回的一条命。

 

郑州曾两度沦陷。第一次是1941年农历中秋节前后，很快被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81师光复。这时我年幼，尚无记忆。第二次沦陷是在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首先攻占郑州。那时，我已经六七岁，开始有些记忆。

 

郑州沦陷时，我们全家逃到了郑州西北30里的大里村。这是个没有寨墙的村庄，离郑州不远，日本兵经常进村骚扰，弄得人心惶惶。

 

我曾记得，我家北屋的梁上常挂着一个存放干粮的竹篮，那是为躲日本鬼子用的。一旦听到日本兵来的消息，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要尽快逃命。有一天夜晚，我在熟睡中被大人推醒，立即搬个凳子，取下篮子，挎在手上，急忙跟着大人拼命地往村外跑。

 

有一次，我们半夜里跑到了村东南的麦地里，日本人的探照灯的光束在头顶上扫来扫去，令人心惊胆战。记得那时麦子即将成熟，我们抽些麦穗在手里搓揉，吹去麦皮，咀嚼着刚熟的嫩麦粒，借以充饥。

 

抗战胜利前我已经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那时，家里没有笔墨、书本，无学可上，无书可读，母亲就把她幼年学过的课文，凭着记忆讲给我听。

 

其中有《诚实童子》一篇，我至今尚能背诵。“卖柑者担筐入市，数柑坠于地。一童子在后见之，急拾柑以还卖柑者。卖柑者曰：童子诚实可嘉也，取二柑报之，童子不受”。这就是母亲在那危难的岁月里对我进行的语文教育。

 

1945年夏末的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村东地的水井旁玩水，远远看到了一队穿黄军衣的人往城里方向走去，接着就听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了，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抗战胜利后，我们家又回到了郑州，战后的郑州城内到处是残垣断壁。东大街我的家中被翻得乱七八糟，除了埋在后院地下，用两个脸盆扣着的瓷器餐具保存完好，其余被抢劫一空。

 

从乡下进了城，点上了带有灯罩的煤油灯，觉得十分明亮。领到的澳大利亚大公鸡牌救济面粉和薯条，吃起来特别香甜。还有从教堂里领到的美国和加拿大民众捐献的旧衣服，穿在身上不大合体，怪里怪气。

 

县政府的大门外平整出一块地，在东边坐东朝西建了小台子，取名胜利台，那时学校学生经常在这里举行集会。豫剧名旦阎立品初到郑州，曾在这里搭台演出过大本头戏，一时热闹非凡。

 

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再也不敢嚣张，人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东大街上平整路面的日本兵们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因为害怕我们小孩们投掷小石子，击中脑袋，修路时也戴上钢盔。就连被日本兵遗弃的狼狗也变得温驯了，谁喂它吃食，它就跟谁走。街上照相馆的老王就捡了一只大黄狗，我给它喂食，它也摇尾乞怜。真正应了“狗仗人势”的俗语。

 

中小学陆续开学，我母亲回到设在芦医庙内的郑县县中教书，后来又转到南学街小学。抗战胜利后大家的群情激昂，人们的喜悦心情可想而知。学校经常开文艺晚会，大多是演一些抗击日寇的短话剧、小歌剧。有段台词我现在还记得清：“东村老四送子弹，张家老三运军粮，你也忙来我也忙，齐心协力打东洋”。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