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原非近照
文/苏小蒙
之一、生正逢时
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在我们郑州文坛上,原非就是在那个时候以异军突起之势一鸣惊人的。
原非本名孙志中,以“原非”这个笔名行世。1945年出生于我们郑州周边巩义市鲁庄镇东侯村一个普普通通农民的家里。用他的话说,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从小到大就生活在这里,所以,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众所周知,读书改变命运。但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正上初中时,因所谓的“自然灾害”,学校停办,他不得不辍学回到家里。十三四岁还是孩子的他,不得不和大人一样,每天起早贪黑地干起农活。一年四季,不仅要忙地里的庄稼,还要毫无条件地参加集体的义务劳动,起石头、修水利、担土方、平整土地……那时生产力极端落后,根本没有什么机械化可言,全靠手拉肩扛,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为了生计,他干过副业一一磨过豆腐、编过罗筐,离乡背井到新疆当过“盲流”……后来渐渐长大了,还当起了生产队长。由于他踏实、肯干,处处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被选拔到镇上的种子站上班。但是,这份工作并未改变他本身的农民身份,他没有工资,仍像当农民时那样照拿工分。
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当时农村一个壮劳力一天满打满算下来,不过只值一两毛钱而已。
相对城镇而言,那时乡村的贫穷落后、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用原非后来的话说,“这些苦、这些累我都认了。且不说普天下有那么多农民,人家能过这样的日子,我为什么不能?关键是那时的乡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别说看电影看戏,即使找本书看就十分不易”。为此,他背着家人常常偷偷卖掉一些全家赖以生存的那点儿口粮,换一点儿钱订阅几份报刋;每逢下雨不出工,他都要顶风冒雨步行十几里去县城图书馆借书……
原非说,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为他后来能够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意料不到的基础。
真正让他提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应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当时,由于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被冠以“封、资、修”而烧掉的烧掉、封存的封存……取而代之的大都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作品。如“高、大、全”“英雄无缺点”“好人坏人仅仅依据阶级出身来判断”等等,这种浮夸和粉饰的文风,形成了简单化、脸谱化、概念化……原非说,他那时读了一些有关表现乡村和农民的作品,感到极不真实,与客观的乡村和农民大相径庭……
为什么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乡村和我们农民呢?
位卑未敢忘国忧。就在原非为此苦闷、犹疑、徘徊、仿徨之际,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国文坛犹如枯木逢春,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也许长期的乡村生活和农业劳动给原非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使他心中萌发了一种表达的欲望,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创作上的冲动, “是经验也好,还是教训也罢,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把我们的经历变成后人的财富,那么我们就对不起这个时代。”
他想把他所了解、所知道的乡村、农民的生存、生活真实写出来。
这些,对于仅上过一两年初中文化的他来说,又谈何容易?
原非说,他并沒有想到日后要当一个什么作家,当初只是心中有话想说而已。因此,他就利用工余时间,尝试着把自己几十年来所熟悉的乡村和农民中的人和事,囊括、浓缩到自己的笔下,力求写出乡村和农民真实的思想矛盾、心理状态、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的欢乐与忧愁、希望与信念……展示过去、现在农民命运的多灾多难且又多姿多彩的生活……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当原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他的处女作一一中篇小说《曹书记买马》投寄给我国大型文学期刋《十月》,没想到竟然发表了……这一下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又接二连三地写出并发表了《雾气消散的日子》《掉裤子韩宝儿》《洛水流》《蓦然回首》《明天,七爷回家》《老树》《久远的茶庵》等中短篇小说,并有一部长篇小说《野唱》出版,在我们郑州、河南乃至全国文坛上引起轰动……据说,他的好几部作品,都被一些电影制片厂相中。
其中《老树》,北京电影制片厂已经组成拍摄班子,但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最终未能搬上银幕,现在让我们这些文朋诗友提起来,还替他耿耿于怀遗憾不止呢。
由于原非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绩,不仅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作家协会恢复正常运作较早的一批会员,同时引起了省市文学界的注意。据我所知,当时省文联一一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打算把他提拔过去,没想到我们当地的郑州市文联一一郑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捷先登足,很快帮他解决了当时比较棘手的农转非,破格由普通农民转为国家干部,并于1985年正式调入郑州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又先后出任文学创研室主任、郑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原非常说,他“生正逢时”。
想想,这句话说得不是没有道理。改革开放,给我们每个人都创造了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负的广阔天地,是龙,你就飞;是凤,你就舞!
原非何尝不是如此!
原非的《原非小说选》上下卷
原非新作长篇小说《天堂谣》上下卷
之二、乡村情结
我与原非,就是从这之后认识的。
那是1988年。由郑州市总工会主办的《郑州工人报》创刋,我在那里负责副刋编辑。
一天,我们报社召开编务会,会上,同是工人作家出身的副总编辑于树森建议,让我去找找原非,约他为我们的副刋写点儿东西。“咱们的报纸也应该来点儿名人效应啊!”他还幽默地来了一句。
那时,原非的名字在文坛上如日中天,据我所知,向他约稿的大报大刋有的是。他瞧得起我们《郑州工人报》这张刚创办的小报吗?我心中不由叽咕,于树森副总编辑给我出了个难题。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想法是多余的,甚至有点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天,我来到市文联头一次见到原非。他中等个子,也许过去长年累月在地里干活,皮肤显得有点儿黝黑。唯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那时从乡村已来郑州两三年了,而且还是闻名遐迩的作家,但仍然穿着早已不时兴的蓝色的卡中山装,脚蹬一双黑布鞋,俨然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民,丝毫没有功成名就的样子……这与我过去常见的从乡村进城有了工作的一些人,“一年土、两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相比,使对我原非不禁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当我把我的来意说明,他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下来,并笑着说:“我现在也算是正二八经的一个郑州人了,咱郑州的地方报纸,哪有不支持之理?”……
不久,他还骑车亲自把约稿送到我们报社,不仅让我,还有我们报社所有的采编人员都挺感动的。
从此,我与原非有了联系,天长日久,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俗话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作为《郑州工人报》一一这份工人报刋的副刋编辑,谈起文学创作,我自然三句话不离本行,离不开工厂、工人这个主题。
记得有次,在郑州市作家协会召开的一个创作座谈会上,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矛头直指原非。认为在改革开放中,我们郑州作为一座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业城市,不仅拥有大大小小的上万家企业,仅产业职工就有80万之多……原非作为我们郑州市屈指可数的一名专业作家,创作的目光不能光盯着乡村、农民,也应该为我们郑州庞大的工人阶级写些东西!
虽然我与原非年龄不差上下,有时还称兄道弟,但他当时正是炙手可热的著名作家,我只不过是《郑州工人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刋编辑,何况在这么多文朋诗友面前,竟对他指手划脚起来,难免会伤害他的自尊心。说实在的,话一出口,我倒有点儿后悔。
没想到原非对我的鲁莽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首先肯定我对他提的意见非常好、非常对!后来,我听说他还真到过第二砂轮厂、郑州玻璃厂和郑州矿务局等工业企业,想写写工厂和工人……不过,我始终也没有见到他写的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让我一直感觉挺遗憾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次,我与原非聊起了这个话题。
他告诉我,“虽然我已经脱离了农民身份,生活融入城市,但不是谦逊,也不是故弄弦虚,我有自知之明,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还是一个农民。虽然我现在是一个作家不错,但是乡村却是我的精神家园,在我心里,那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对城市,尤其是对工厂、工人,一时半会儿,我还不具备进入这一文化核心的能力!”
正如与他同为专业作家、曾任郑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郑兢业所说,“原非对乡村、对农民总是充满激情,他只要一写乡村、农民,总是思路大开、文如泉涌……你让他写城市、写工厂、写工人,似乎是给他出了个难题!”
看来,在原非心里,一个与城市截然对立的文化心态已经根深蒂固,让他转变过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原非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乡村、农民为主的,就是我们在狭义上所说的“乡村小说”。
不过,我倒是挺喜欢他的这些作品的。
无论是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还是以一个农民的立场,原非小说的题材选择、故事叙事、人物安排、情节设计的最大特点是,形象地、生动地、逼真地写出了真正的乡村在哪里、真正的乡愁在哪里?农民的欢乐在哪里、叹息在哪里、泪水在哪里?从中表现乡土的本色,挖掘农村、农民生活的真正本质。
尤其是他用他独特的价值判断,与过去那种长期参杂着大量意识形态色彩的写法有着明显的剥离,这种剥离意识形态的写法,更大程度地贴近了乡村和农民生态和生活的真实,从而再现了那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历史与现实。
在他的笔下,不管是当下现实中的乡村风貌、农民生活,还是既往历史的乡村、农民的观照和描写,都极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力。不仅从中看到农民的精神困境和无法把握的命运,同时也看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人格的蜕变和自然,让人感到可亲、可信。
我想,假如原非沒有深厚的乡村生活根底,沒有对乡村历史、文化深刻地了解和熟悉,沒有对农民性格、心理地充分把握,以及对乡村小说这一体裁驾轻就熟的技艺,这种写法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原非在文坛上的出手不凡,这与他长期生活在乡村,与乡村父老乡亲有着“血浓于水”的情感分不开的。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听说原非又推出一部65万字上下部的长篇小说《天堂谣》,不过,我眼下还没看到。我想,这是不是又与乡村、农民有关呢?
我想,差不多应该是!